获得更多的自由行动权力。借用一句中国的古语：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牧野伸显瞧了自己的女婿许久，方才微微摇着头说道：“能够决定日本国策的人并不在巴黎，我们没有这个权力擅自去更改日本的国策。那既救不了日本，也赔上了我们自己。”

    就在吉田茂大感失望的时候，牧野突然又说道：“当然，虽然我们改变不了日本的国策，但是不妨碍我们去和中国人接触一下。日本想要改变自己在日英同盟内的地位，不了解中国人的想法是不行的。”

    对于岳父的看法，吉田茂是深以为然的，在来巴黎之前他就担任了一届沈阳领事，虽然只有一年半的时间，但是在沈阳期间他见证了一个新兴国家的腾飞阶段。在吉田茂看来，现在的东北的社会变革之激烈，要远远超过日本的明治时期，可以说中国正从一个比日本还要落后的农业社会，正快速的变革为一个类似于美国的工业社会，当然只局限于东北及山东地区。

    虽然吉田茂和共和党的领袖吴川的见面次数不多，但是每一次见面的时候，他都能感受到那个比自己还年轻的共和党领袖身上所拥有的巨大能量。不管再怎么顽固的地方绅士和所谓老资历的革命官僚，在这位年轻人面前几乎都不能坚持自己的意见，寥寥数语之间，这些人口中的难处和理由就被吴川给轻描淡写的给消灭了。

    每一次吴川抵达沈阳，都要见到沈阳城市面貌的变革，建设上稍稍慢上一些就要被其问责。吉田茂很少听说吴川有专门为了调动人事而颁发的命令，但是为了某项事业的推进，其签署的撤免或调动人事的命令却不少。这种完全依照做事能力来整合人事的方针，极大的推动了东北的各项建设，也使得革命委员会的人事组织和满清及北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然对于日本人来说，这种人事任命最大的坏处就是难以判断革命委员会内部的人事关系，因为他们过去的经验都失去了作用。但是吉田茂却也看到了这种人事组织背后的好处，在吴川这把强力剪刀的破坏下，满清遗留的人事关系网被最大的可能的破坏了，底层有能力的人员获得了上升的机会。

    共和党对于旧社会秩序的破坏，远比明治维新时期对于日本旧社会秩序的破坏更为深入，这也使得东北的社会活力要比明治时期的日本更为活跃。而以共和党为代表的政治力量又牢牢压制住了国民革命军的军方势力，在这一点上，吴川几乎集中了天皇、公卿、维新三杰的权力，国民革命军却没有出现长州、萨摩为代表的军阀，这使得共和党在东北取得了绝对的集权。

    革命委员会内部的内耗远比日本维新政府要小的多，而吴川在社会变革上也比天皇和维新派走的更远，这也就使得东北在短短8年内取得社会改革成果，几乎超过了一整个明治时代。现在的日本，尚且还有人在西方民主和天皇制度中激烈辩论，但是东北却已经达成了工业化即现代化的思想统一。

    正是看到了东北人民所迸发出来的建设祖国的热情，吉田茂才开始转变思想，认为想要征服这样一个已经觉醒的民族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继续和中国敌对下去，只会让日本把明治时代积攒下来的那点家当统统填进一个无底洞中去，而在中国和俄国达成和解，并获得美国的支持后，日本和中国的敌对就把自己放在了一个极为危险的境地。

    牧野伸显虽然没有完全听从他的劝说，但是对于日本的外交政策也终于有所改观，对于吉田茂来说就是一个好现象。他相信，随着英国和法国越来越展现自身的虚弱，日本国内的那些政界大佬们，终究是会重新考虑日本的外交政策，而不是继续对着英国俯首帖耳了。

    遵循着牧野男爵的命令，吉田茂很快就和王葆真联系上了，事实上在中国代表团抵达巴黎时他就和王葆真联系过了，虽然两人并不是一个学校毕业的，但是王葆真好歹也是日本留学生，因此吉田茂很容易就通过了王葆真的老师和同学，和这位共和党的外交代表建立了联系。

    只不过，因为朝鲜王国代表出现在巴黎和会上的原因，中国代表对于朝鲜代表的同情和支持，使得日中代表团之间的联系暂时中断了。对于吉田茂的到访，王葆真表现的既不冷淡，也不过于热情，他的态度更类似于一种场面上的客套。

    吉田茂和王葆真闲谈了几句，就知道如果自己如果不展现更多东西的话，今晚算是白来了。于是他突然就切入了正题向王葆真说道：“之前贵代表团在最高理事会上的表态，我个人是极为支持的，就我个人的观点来看，英国和法国、美国、意大利等欧美国家想要继续和战前一样统治这个世界，显然是有损其他地区独立国家的利益的。

    日本和中国一样，同样关注着亚洲各民族的独立自主权力，我们也不赞成英法在亚洲地区无视亚洲民族的殖民地分割方案，这已经触犯到了日中两国的利益。因此日